发展是渐进解决而非激化问题的硬道理。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优化来覆盖存量问题。如果经济未能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社会矛盾将可能激化,激进思潮甚至民粹思潮发酵的可能性将上升,这将给落实十八大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带来更大挑战。唯GDP挂帅不足取,经济新常态难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经济没有大块头硬实力,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对既有政策的信赖,更难以承受大国之间的竞争。
各种经济危机看起来表象不同,无缝铝管但本质都在于政治精英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漠视。结果金融逼迫实业、实业逼迫劳工、劳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货币,潮水般汹涌的货币反过来逼迫了一切。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当一个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时却仍觉得生活艰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引发的愤怒和焦虑,可以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现象和特朗普现象。
精准扶贫对化解收入分配恶化大有裨益,但离固本浚源仍有距离。经济增长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时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时至今日,对已经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蛋糕持续再做大的机制可否形成和有效运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关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机,迄今复苏微弱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权贵化、虚拟化和食利化,是经济转型切勿忽视的挑战。
收入分配恶化是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释经济危机,从金融技术因素给出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深奥莫测的危机根源。经济危机是膨胀的生产力对于劳工阶层微薄收入的相对过剩,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实业资本的相对过剩。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冷笑话,即如果一个学者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这也许折射出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视收入分配的苦涩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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