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输在唯武器论,那清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购置速射炮,如果说输在北洋水师孤军作战,类似的疑问都指向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国家治理僵化,部门和个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命运之上,导致国运衰微。而我们似乎对历史悲剧的思考有些卡通化,或多或少局限于“君是明君,吏是庸吏或者君是昏君,臣是忠臣”的极端解释,忽视了当政者未能尊重国家利益的必然先决和全国一盘棋的必要协调。
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无锡铝管厂应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公平经济环境。强调国有经济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可能也应考虑公和非公的进退平衡,考虑打破垄断、歧视和过度竞争,使混合所有制能够在阳光下,基于规则公平竞争、共同发展。非公经济定位坚持不变,但仍待清晰化。外资、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其在就业、GDP、税收、投资等多领域的贡献和占比,已无需多用笔墨,数据昭然。面对非公经济的困境,企业家普遍处于思变求生、思变创新,而不是守旧不变。常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却鲜见非公经济的清晰战略定位。
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瓜分权和利的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衙门都是官。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则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
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应当在于底层调研和试点,从群众中来,实事求是。向错误的方向再勤奋地努力,也不能寻找到美好的正确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开阔、对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层却难以执行,无法执行甚至无力执行,那缺乏底层基础的顶层设计就有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产能去化和结构调整之艰难,根源在于如何既服从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产能的决策、地方维持产能的利益、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业人员的焦虑,如果一项总体整顿的决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终可能举步维艰,或索性推诿给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买单,并埋下金融风险潜伏增长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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